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在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中的普遍运动规律，为继续推进生产力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发展的历史大势，同时适应新时代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产力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全新范畴。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4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组织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的讲话中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路径”，并就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内涵、鲜明特点、重大意义、发展路径等作出深入而系统的阐释。理论创新最集中、最重要的创新是理论范畴的创新，理论创新最困难、最可贵的创新也是理论范畴的创新。新质生产力既蕴含着一般生产力的普遍内涵，同时又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局谋划、前瞻布局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战略智慧，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理论创新引领时代发展的高度理论自信和自觉，为新时代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新质生产力，起点是“新”，核心在“质”。所谓“新”，指新产生、新出现的，主要体现为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新优势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质”有性质、质地、质量等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新质”，就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不断向前的、积极的事物。就此而言，相比于传统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就决不只是一种量的增加，而是基于一系列“新”而实现了能级跃升的全新质态的生产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和其他相关重要论述，新质生产力之“新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的生产力

（二）新质生产力是以绿色发展为基本方向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的生产力，而“绿色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这表明，新质生产力之新还在于它是以绿色发展为基本方向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从本质上而言，绿色发展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以何种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归根到底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资本将物质财富作为价值形成手段而进行生产，不仅将物质自然作为物质财富的原料加以消耗，也将其作为推动资本自我扩张的手段而加以消耗，从而无可避免地引发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始终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要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旨归，既注重充分利用资本要素对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有效使用的积极作用，同时为其“设置红绿灯”，限制其疯狂蔓延以及在此过程中对资源的无限制耗费，从而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引发生态问题的深层根源。但是，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明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如果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同样会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生产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来实现经济增长，并将目标主要指向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而不注重质的提升，虽然由此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约束紧张、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生态问题是发展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解决。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全新的绿色工业革命，其实质和特征就是要降低资源损耗，减少污染排放，实现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脱钩”。正因为如此，施瓦尔指出：“如果我们用创新的方式利用技术，改变人们的行为和生产、消费体系，我们就有望为环境再生和保护提供支持，避免因外部效应产生隐性成本”。具体来说，与传统生产力的要素和规模驱动不同，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科技创新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它通过生产过程的绿色化、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来优化生产构成，推动企业延长资产和资源的循环使用时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和资源耗费。比如，我们可以借助物联网和智能传感器追踪材料和能源流动，在价值链全程大幅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新质生产力通过广泛运用新材料等为资源回收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有助于发展循环经济，而“循环经济以资源再生利用为出发点，有助于打破发展对资源的高度依赖”。例如，热固性树脂的创新有望实现广泛运用于生产手机、电路板乃至航空部件的材料的回收利用。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迁的绿色生产力、生态生产力，将彻底改变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新质生产力是以新兴产业为主要载体的生产力

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此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产业是生产力发挥作用的载体，任何质态的生产力的作用发挥，总是要依托一定类型的产业，而产业变革创新则会催生出新质态的生产力，两者之间存在着良性互促关系。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都会推动形成一批新兴产业，而新兴产业则催生出新质态的生产力。例如，以蒸汽机为主要技术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出纺织、煤炭等新兴产业；以电气化和信息化为主要技术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出化学、电气、石油、生物工程、互联网等新兴工业部门，最终形成了全球性的工业化生产体系和经济运行模式，第一次工业革命所确立起来的产业结构被重新整合和调整。总体上来看，过去产业革命基本上聚焦于某一点或者少数点上，覆盖产业范围相对较小。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则呈多点爆发，覆盖的产业范围越来越大，日益成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为塑造新质生产力提供新动能、新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战略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增长引擎。”新质生产力不仅通过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而且通过多种方式催生新兴产业，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其一，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跨界融合的特点，可以推动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带动产业变革和创新；其二，新能源、空间、海洋开发等新兴技术不断拓展人类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产业向新领域延展；其三，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其四，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带动形成庞大的健康、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保等产业。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和变革，产业创新和变革催生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的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着深层的战略考量，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为新时代中国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指引。

（一）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第一次提出推动中国“由大国成为强国”的重大命题。那么，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哪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反思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指出：“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规模大小”。从国际范围来看，“强”是一个相对比较性概念，一个国家强不强，关键看能否赢得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而关键优势就在于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如果自主创新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难以摆脱跟着别人后面跑、受制于人的局面。”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大幅度跃升，甚至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德国和日本曾利用这次契机“弯道超车”超过了英国。反之，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悄然而至的信息技术革命，日本由于错失机遇，不得不让出“世界工厂”的宝座，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了长期的萧条、低迷状态，掉进了“低谷”！同样，近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从经济强国逐渐落到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在于错失了世界科技发展大势所带来的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驱动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历史的机遇再一次降临，新的历史“弯道超车”的机遇又呈现在人类面前。面对新的历史大势和机遇，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大国普遍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力图利用新兴技术的优势，特别是3D制造技术的优势，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扩大国家竞争优势。对于中国而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正是缘于对我国发展大局和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战略调整，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论断，为我们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新优势提供了根本指引。

（二）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适应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的战略筹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要素数量驱动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但我国经济总体“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从国际上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新兴技术的集群创新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形态、改变国际政治格局。无论是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短板来看，还是从世界科技发展大势来看，“我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流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深刻洞察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把握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大势，我们党及时推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通过加大科技创新和转化运用，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规模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的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发挥新兴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的核心要素作用，加强新兴技术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融合，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强新兴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融合，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谋划未来产业，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添薪续火、提供新动能。

（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征的理念和追求，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则是有效破解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路径。从一般层面上来看，社会主要矛盾的底层结构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关系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归根结底要通过不断提升生产力水平来解决。早在党的八大上，我们党对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作出准确判断，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强调要通过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来推动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人民群众普遍贫穷。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表述，将其调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党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产力落后和人民群众生活物资短缺的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即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学中的恩格尔系数表现了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按照CEIC数据库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1978—2022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57.5%降至29.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67.7%降至33.0%。当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均在30%左右，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已从生产型资料主导转变为发展型、享受型资料主导。人民群众的需求不仅进一步多元化，而且需求的层次进一步提升，转变为对高水平生活品质的追求，方便、快捷、精准、绿色、环保等日益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则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根本支撑。例如，随着3D打印技术的日趋完善，各种体验式生产、定制式生产、个性化生产将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人的个性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个性化消费将成为我们的主流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科技创新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必须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正是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党提出要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力求通过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新质生产力论的重大理论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很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重大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引领。

（一）将“科技是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进到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的能级跃升，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构成理论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的发展方式，而高水平的发展方式有赖于生产要素的提质增效和优化组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从要素及其组合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构成理论。考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生成脉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阐述了劳动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从马克思这一论述的语境来看，他所阐明的对象是贯通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各个阶段的劳动生产力的共同构成要素。而具体到不同的历史阶段来看，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及其构成方式从而其水平会发生变化，因而劳动生产力体现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生产力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力量，就表现为生产力水平的跃升推动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段论述尤其表明了新的技术手段对于新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作用，也因此，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重要论断，并以此为重要线索考察了持续的技术革新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从协作到机器化生产阶段的动力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更加突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构成中的作用，从毛泽东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到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基本构成理论的基础上，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进到通过“创新驱动”“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新阶段，突出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这种核心地位和作用体现在，一方面，科技创新赋能和拓展生产力构成要素。一是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水平。新质生产力赋能劳动者，促使劳动者成为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具有较高的信息获取与整合能力，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熟悉相关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知识，并通过电脑实现互联网与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融合运用，具备与人合作、分享、创新、诚实、服务他人的良好品质等。二是大大拓展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构成。信息、数据、网络、知识和技术等都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要素，推动人类生产模式、商业模式、生活方式等发生变革。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突出生产要素的组合功能，通过信息技术等全面提升生产要素的组合质量，实现生产系统的全面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新质生产力无论是赋能拓展生产要素，还是优化组合生产要素，都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构成理论。

（二）将对生产力的理解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推进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范畴生态新内涵

考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将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定为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基础，并由此提出了“自然生产力”的范畴。在他看来：“如果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很高，也就是说，如果土地、水等等的自然生产力只需要使用不多的劳动就能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么——如果考察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力，或者也可以说，这种自然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所起的作用自然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一样。”固然，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进行了具有原则性高度的阐释，并对资本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内在逻辑进行了科学揭示，但由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还是人类向着自然全面进军的时代，工业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还没有全面爆发出来，所以，他主要是在人改造自然的框架中阐释自然对于生产力的作用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主体的素质越高，劳动资料越发达，劳动主体利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的改造就越有效，由此获得的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就越多。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突破首先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的重大论断，强调“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从而将生态环境直接纳入生产力系统之中，明确了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将对生产力的理解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推进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拓展了生产力的内在维度，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进一步来看，从一般意义而言，生产力的发展必定会带来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的增加，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的尤其突出。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表明，缺失了生态维度的生产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的急剧增加，但由于这种财富的增加以资源的耗费为支撑，因而表现出难以持续的根本缺陷。而新质生产力论通过赋予生产力以生态维度，将财富生产的时空拓展至无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应和经济社会效益”，“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就此而言，新质生产力论在赋予生产力以生态维度的同时，还赋予了物质财富以生态的内涵、价值财富以生态动力，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财富观的创新发展。

（三）从主要通过移植国外技术发展生产力推进到主要通过科技自主创新发展生产力，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跨越式跃升理论

马克思在晚年考察东方社会的历史道路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他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起源及其社会主义转变理论并不具有普适性，东方社会在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直接开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所说的“跨越”无疑是指生产关系层面的跨越，即东方社会可以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先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生产关系可以“跨越”，但生产力却不可以“跨越”。为此，马克思给出的方案是，东方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要通过“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从而尽快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适应。马克思由此表明，生产力不可以“跨越”，但却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即通过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来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跨越式跃升。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列宁高度肯定引进和使用资本主义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发展生产力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并通过“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以此来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其显著成效集中体现在，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走完的历程，我国大踏步跟上了时代。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我国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叠加发展，从而有别于西方的“串联式”的现代化进程。也正是这种跨越式发展，使得我们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新兴技术对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作用日益增强，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主义，频频对后发国家特别是中国实施技术垄断和封锁，力图以此确保自己在国际产业链和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我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旨在通过全面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驱动生产力跨越式跃升，以此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突围”，加快实现从长期以来的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的跨越式转变，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新质生产力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而且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引领。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而新质生产力对于理论创新的引领作用就在于，其加快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由此实现理论的持续创新。总体上而言，新质生产力是由广泛和快速的新技术革命催生的，虽然其还在整体上处于孕育之中，但已经在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相互关联的方式，这就需要人们全面地评估新一轮技术变革的作用，深化研究技术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变迁，需要人们深化思考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推动哲学范式创新，以此真正发挥哲学对时代变革的先导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需要人们思考如何建构起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具有哪些特征。新质生产力带来组织形式和权力模式的变化，即“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集中式的经营活动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让位于以社会节点组织的扁平化权力”，这就需要人们思考新的权力运行方式和治理方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变化，从而需要人们思考新质生产力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等等。总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引领作用，为我们跨学科研究新质生产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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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京社会科学